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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西城公安分局治安支隊重大責任事故組民警杜慶一有一“怪”——從不與人握手。不是不講禮數，而是因為他是個專門與死亡打交道的人。每天行走於事故現場和太平間，處置各種非正常死亡案件，握手——這種表示友好和歡迎的禮節，對杜慶一和他面對的死者家屬來講，特別不需要。
　　經常聽著家屬呼天搶地的哭聲，呼吸著死亡帶來的凝滯空氣，忍受著不理解的責罵和毆打。即便在公安戰線上，這也是一份異於常人的工作，而杜慶一，一干就是20年。
　　20年間，杜慶一累計處理非正常死亡案件4620起，接待死者家屬超過11萬人次；他親自為亡者穿裝裹，主持後事，為每一個逝去的生命默哀。他讓這冰冷、殘酷的工作傳遞出最後的溫情。
　　坐著輪椅
　　現場調處糾紛
　　這次採訪是在病床邊完成的。對杜慶一來說，幾個小時坐在床上打點滴，是份難得的空閑。
　　杜慶一這病是處理一起非正常死亡事故的“後遺症”。
　　今年6月3日中午，一名女子跳樓死亡。死者生前與同事發生爭執，從單位樓上縱身跳下。婆婆和親媽親眼目睹了事發經過，執意認為單位難逃干係，披麻戴孝打著橫幅去單位討說法。
　　“這樣鬧事給單位的正常工作造成了很惡劣的影響，兩位老人都已是八十多歲高齡，也禁不起這樣折騰，萬一齣點事就是二次傷害。”杜慶一負責處理此事善後，他好言相勸，雇車讓兩位老人先回老家。
　　第二天，同事卻告訴他，老人聽了煽動，沒走。“我聽完一條腿當時就動不了了，人也暈了過去，急的。”杜慶一在醫院搶救了4個小時，醫生診斷為腦乾雙側血栓致半身不遂。
　　住院第四天，杜慶一不顧醫生攔阻，拔掉輸液管，寫下“責任自負”的保證書出了院，直奔辦公室。
　　“真對不起，我有病了，但為了你們，我來了。”杜慶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停屍房，跟家屬一起給死者默哀。死者的母親老淚縱橫，說：“你真跟我兒子一樣。”
　　杜慶一苦口婆心做了4個多小時的工作，死者家屬漸漸接受了現實，答應不鬧事了。可第二天，他們又來了，頭一天的工作就算白搭。住院期間，一連8次，杜慶一主持調解工作，最終讓雙方達成了調解方案。
　　“前面談得再好，等到火化那一天，家屬見到遺體的時候，失控的情緒可能讓所有工作前功盡棄。”杜慶一深知這一點。火化當天，他又坐著輪椅出現在殯儀館。“當家屬看到我一瘸一拐地站起來鞠躬默哀，全都不鬧了。”
　　事件解決了，可杜慶一為此要每天去醫院打4瓶點滴，一連幾個月。
　　為了練膽兒
　　與屍體親密接觸
　　沒幹上這行之前，杜慶一是個特愛乾凈的人，可沒想到，自己20年來乾的都是最“不乾凈”的活兒。
　　1982年，杜慶一從警，後來被分配到當時的西城分局治安科重大責任事故組。2003年之前，非正常死亡案件都是由治安部門自己驗屍，2003年後才是由刑警法醫檢驗，排除他殺嫌疑之後再交由治安部門處理。
　　杜慶一第一次跟著師傅出現場，就是去什剎海撈死人。只看了“河漂”一眼，杜慶一就吐得翻江倒海。可回來的時候，“河漂”往車裡一放，師傅前面開車，杜慶一坐在後面還得扶著屍體。
　　“師傅為了讓我瞭解工作，練我的膽兒，帶著我去太平間，一個個拉開抽屜——‘這個是上吊死的……這個是喝敵敵畏的’，一連看了五六具屍體。”杜慶一回憶，嚇得他第二天連班都不敢上了。“膽量都是被逼出來的。”
　　當杜慶一敢摸屍體後，師傅才開始教他技巧，看瞳孔放大的程度，骨頭骨折的位置等判斷死亡原因。
　　1994年，師傅調走了，分局讓杜慶一接班。當時講究服從組織安排，杜慶一就硬著頭皮接過了師傅的包，裡面裝著手套、鑷子、相機。24小時不管什麼時候，有死人他拎著包就走。
　　有天夜裡3點多，杜慶一得到通知，有個上吊自殺的現場需要他去勘查。
　　死者弔在了大衣櫃里。杜慶一打開櫃門，那人的臉上蒙著黑紗，只見身子不見臉！嚇得“身經百戰”的杜慶一心一激靈，渾身冷汗，站在原地轉圈。“上吊的屍體看得多了，吐舌頭的，瞪眼的我都不怕，就怕這種看不見臉的。”
　　還有一次，杜慶一到一處平房出現場，一推屋門，門又自己彈回來了。再推，又回來了，就像有人在裡面推著一樣。杜慶一也有點毛：“人還活著呢？怎麼還推門啊？”他問先來的民警：“人在哪呢？”“就在裡面呢。”杜慶一透過窗戶一看，一具屍體正坐在門後，倚著門。原來，他剛纔在和死人較勁呢。
　　這就是杜慶一的工作，每天處理上吊、跳樓、溺水、中毒、服毒、割腕等自殺案件和重大責任事故。見的是高墜、高度腐敗、巨人屍等各種恐怖異常的屍體，出入於太平間、死亡現場等各種瘮人的環境，即便在公安戰線上，也不是一般人能幹的。
　　在家裡遭受“歧視”
　　由於經常出現場接觸死屍，杜慶一在家裡特別不受“待見”。
　　“家人嫌臟，不讓我穿著衣服進屋，以前在門口專門裝兩個掛鉤，每次我出現場回來，把衣服脫下來掛上，才能進屋。”
　　有一年冬天，一位孤寡老人死在家中，直到十幾天后屍體高度腐敗，招來蒼蠅，鄰居才發現報了警。
　　“那是夜裡12點多，我一個人出現場，拍照、檢驗，給屍體脫衣服的時候沾得滿手都是腐爛的血肉。”屍體檢驗完了，拉走了，門上貼了封條，杜慶一才回家。他按照慣例脫了衣服掛在門口，接著去睡覺。
　　第二天一早，杜慶一被妻子一臉怒氣地揪出被窩，拽到衣鉤前興師問罪。睡眼惺忪的杜慶一定睛一看，只見衣服下麵的地上，蠕動著幾十隻蛆蟲。“估計是我驗屍時順著鞋爬到褲管上的，當時天黑沒發現就帶回了家裡。”杜慶一說。
　　從此之後，他連掛衣服的權利都被剝奪了，回家後必須把衣服裝進袋子。
　　想“歪招兒”鑽研業務
　　“對於非正常死亡案件，人們總有一種誤區，認為自殺是死者對家庭和社會的放棄，應當自負其責，不值得同情。”可杜慶一卻不這麼想。
　　人死為大，認真負責地調查，準確判斷死因，是每個逝去的生命應得的尊重。
　　杜慶一自知不是科班出身，所以在業務上更下功夫鑽研。不少自殺者是服毒而死的，而且服下毒藥時都是兌著飲料一起喝下的。案發現場可能有多種飲品，如果全都拿走，挨個化驗，肯定耗時費力。如果第一時間能準確判斷死者喝的是什麼，就能迅速確定死因。
　　杜慶一想出個“歪招兒”訓練自己：他在自家陽臺放上一瓶敵敵畏，往進兌了可樂，敞開瓶口。過幾個小時回來，滿屋子都是可樂與敵敵畏混合的氣味兒。他再把自己關在屋裡一倆小時，吸入的全是這種味道的空氣。就這樣連著訓練十來天，強化自己的記憶。之後再用同樣的方法，換成其他飲料和毒物摻兌著繼續練。
　　如今，凡是出服毒的現場，杜慶一隻要在屋裡獃上十分鐘，靠鼻子聞就能準確判斷死者服的是哪種摻兌毒藥，及時給家屬一個交代。
　　為還原真相以身涉險
　　對待工作精益求精的杜慶一有股子拼勁，哪怕是用自己的健康和生命為代價，他也不含糊。
　　“我要保證每一起案件的死者都不能有冤屈，要弄清楚為什麼死，怎麼死的。”杜慶一說，用科學和事實給家屬一個信服的說法，是處理非正常死亡案件的關鍵。
　　有一個保姆，獨自一人在家帶孩子。她給孩子洗完澡，把孩子放在屋裡床上，自己又到浴室繼續洗。20分鐘之後，保姆洗完澡出來，發現孩子嘴角流血，已經斷了氣。
　　經過警方勘查認定，保姆洗澡時關上了門，熱水器彌散出的一氧化碳全滯留在屋裡，致使孩子被熏死。但是，家屬對這個答覆根本不信：洗個澡20分鐘的工夫，就能有那麼多毒氣把孩子熏死？他們懷疑是保姆把孩子害死了。
　　為了說服家長，杜慶一決定情景重現，親自驗證一下。
　　杜慶一按照保姆的描述，關嚴門窗，把浴室熱水打開關上門，自己躺在孩子曾經躺的床上。他手裡攥著一根繩子，讓同事把繩子拉到屋外，這是杜慶一與外界唯一的聯繫。一氧化碳“殺”人無聲，杜慶一叮囑同事，只要他一拉繩子，趕緊進來救他！
　　剛過了6分鐘，杜慶一就出現中毒反應，頭快要炸了一般。他用全身最後一點氣力拉動了繩子，之後他便什麼都不知道了。門外的同事趕忙進屋，把奄奄一息的杜慶一送到醫院。
　　還有一次，一個丈夫在外面有了外遇，妻子含恨在家裡上吊自殺了。妻子的弟弟知道姐姐死得冤屈，情緒激動地要找姐夫玩兒命，死活不相信姐姐是自殺，一口咬定是姐夫為了掃清障礙下的殺手。死者家屬天天堆在杜慶一的辦公室里又哭又鬧。
　　杜慶一明白，讓家屬信服的唯一方法就是還原真相。杜慶一跟屬地派出所商量，找了三個民警幫忙，把家屬也請到現場，起開封條進入房間。
　　“我把自己脖子吊上了相同的繩子，站在死者踩的凳子上重演‘自殺’。”囑咐完同事及時“解救”他之後，杜慶一把脖子伸進繩套，一蹬凳子，整個人頓時弔在半空，昏死過去。民警們趕緊把他抱了下來，送到醫院搶救了三天。
　　杜慶一冒著生命危險還原了真相，贏得了家屬的理解和尊重。事後，他玩兒命的行為被領導嚴厲批評。可杜慶一卻覺得——值得。
　　“死亡給一個家庭帶來的痛苦是極大的，家屬不瞭解死亡原因和真相，只有我們工作之後，查出人到底是怎麼死的，才能給家屬一個交代。我覺得自己這工作挺偉大的。”J001　　（原標題：與非正常死亡狹路相逢）